2025年11月13日的长治飘着细雪，法院的铁门刚打开，就围了不少踮脚往里面看的人——申红良的案子要开庭了。这个坐在被告席上红着眼的男人，半年前还是个守着厨房剔骨头的普通人，直到1月30日的深夜，九个陌生人撞开了他家的门。

那天晚上11点，赵某晖带着八个人冲进申红良的客厅，理由是“自家狗被申家杀了”。混乱里，申红良摸出厨房的剔骨刀——他后来跟警察说，当时有人扯他的衣领往墙上撞，有人用脚踹他的肚子，他怕自己被打死，只能挥刀。等动静停了，地上躺了四个：一个没了呼吸，三个捂着伤口喊疼。

现在法庭上的争论像根绷紧的弦。检方拍着卷宗说“防卫过当”：就算有人闯进来，用剔骨刀造成一死三伤，明显超过了“制止不法侵害的必要限度”。辩方律师却翻着刑法第20条第3款跟法官强调“特殊正当防卫”——九个人深夜非法侵入住宅，已经构成“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”，申红良没有选择，只能用手里能拿到的工具反抗。

其实这事儿戳中了很多人的神经。之前昆山反杀案里，于海明被持刀追砍，用对方的刀反杀，法院判了正当防卫，因为“生命受到紧迫威胁”。可这次的情况更现实：闯进来的是九个没有明显凶器的人，但人数本身就是压力——换作任何一个普通人，面对九个陌生人的围堵，谁能精准判断“该打多重”？

庭上申红良说的话让旁听席静了一瞬：“我没想杀人，我只是不想被他们打死。”这句话像块石头扔进水塘——是啊，当自己的家被打破，当陌生人的拳头砸过来，人第一反应是“活着”，不是“计算防卫的度”。

现在案子还没判，但它早就超出了“一个人的罪与非罪”。它问的是：当普通人的安全边界被侵犯时，法律该给他们多大的“反抗空间”？是要他们在被打的时候先想“能不能用刀”，还是先想“能不能活着”？

其实大家要的从来不是“偏袒谁”，而是“明确的规则”——就像小时候家长说“别人打你可以还手，但不能下死手”，可真到了那一刻，谁能分得清“死手”和“保命”的区别？

希望这次的判决能给个答案。不是站在检方或辩方的立场，而是站在“人该怎么保护自己”的立场——让每个普通人都知道，当危险撞上门时，他们有权利反抗，也知道反抗的边界在哪。